进化病前瞻
“进化病”的前瞻就是“文明病”。
进化病是渐进的、有层次的,因而它还是构成生理秩序的基础。所谓“生理秩序”就是指身体所具备的系统配套和相互制约的良性机制,这就保证了它在一般自然状态下不至于显化为病理的或病态的格局。?
也就是说,进化病的危害是被天然控制在暂且不危及物种生存和繁衍的范围内的,虽然它会导致后衍物种的生理储备衰减、侵害耐受力降低、病理转化率或发病率倾向增高以及物种总体寿限偏短。
这就是处于进化上位梯级的所有高等动物,包括灵长目动物,只要让它们生活在自然野生状态下,就很少得病的原因。?
但文明病的形势相比之下就大为不同,它的危害是剧烈的、短促的,甚至是致命的,它会把一切潜在的进化病全面调动出来,而且最终任其施暴于全体人类的每一分子。?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贴切:“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对于进化病,我们尚可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保养,然而对于文明病,只怕将面临越处理越精糕的局面。
文明病
“文明病”导论?
它实际上属于“进化病”的一部分，如前所述，“文明”就是自然进化系列的必然结果和特定阶段。但它无疑是最激进、最迅速、最短促、最失衡的一个部分，故有必要设为一个专题来讨论。
“文明化”的基本内涵，就是从“体质性状变异”转进为“智质性状变革”，它有如下几大特征:[动物社群组织形态的改变必须经由基因突变累积和体质性状变异方能完成，也就是必须通过物种更替才能缓慢地实现社会变型;人类社会结构形态的改变却可以经由思想意识创新和智质性状变革来实现，也就是可以通过逻辑变革和类体质性状改造(即工具体系置换)来迅速贯彻。]
（一）呈剧烈加速度效应;[丛林猿、直立猿、狩猎猿(旧石器时代),玩火猿、烧陶猿、农耕猿(新石器时代),科学猿、工业猿、信息猿(近现代文明),时间逐级加快,从千万年计到百十年计。]
（二）转型幅度扩张效应;(显微镜、望远镜、摄像传播代表视觉扩张;电话、收音机、微波通讯代表听觉扩张；火车、轮船、汽车、飞机、火箭代表运动器官扩张；电脑、因特网代表脑器官及神经系统扩张等等，且其效能提高程度均达千万倍以上。此即上述所谓的“智质性状”或“类体质性状”。）
（三）体质生理变量与生存境遇变量的差异化效应。(所有生物的变异速度与其生存境遇的变化速度呈大致同步或缓态滞后的关系，如:从厌氧代谢到有氧代谢，从自养状态到异养食物链关系等。唯有人类的体质生理变异相对于疾速变迁的人文境遇而言显得严重滞后，由此带来适应困境与相关疾病，是谓“文明病”。其严峻性在于，它是一场在整个生物史的各个物种中间从未发生过的“全面失适应”危机。)
什么叫“文明”
“文明”就是把事情越处理越多，也越处理越糟的过程。[譬如行路一事，古人赤脚徒步，就近同样解决了所有的生存问题，简便而安全，有谁见过步行走路撞死在树上的奇事。今人汽车飞机，似乎还嫌不快，为此衍生出无尽的名堂和上千种职业:开矿炼钢，机械制造，修路架桥，交通管制等等，到头来仍然不过是为了吃一口饭而已。结果它还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和环境污染，每年因此伤亡人数(全世界统计万人左右,其中死亡50万人)远多于打一场常规局部战争，真是何苦。
从医学角度看，它还表现为自孕期胎儿一直到风烛残年的老人，文明病之顺序发生，而且同样呈现为分化系数越来越高，现象形态越来越怪，危害程度越来越深的倾向。
相形之下,巴基斯坦北部远离文明的罕萨人缺医少病仅见外伤沙眼和白内障。[白内障与喜马拉雅南麓高山、雪地的强紫外光有关(不排除臭氧层破坏累及)。结论来自麦卡里森与此地九年的考察结果。(引自《现代医疗批判》(澳)罗斯·霍恩著)。]?
文明导致了哪些结果：环境、生态、气候、生存条件、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婚配结构、社会紧张等等，以下择要而谈。
生态型文明病?
此处所谓的“生态”有三种含义:
(1)指人类之“生活状态或生活形态”;
(2)指自然之“生物生态系统”;
(3)在多数情况下,兼指上述两系“生存状态”之交互影响。
(“文明”就是快速无止境地远离自然外境与天然内质;文明史”就是把这个危险的间距不断扩展的序列和尺度;“文明社会”就是被抛甩在宇宙存境边缘的生物悬隔结构;“文明人”就是被身不由己地推进到物演失存临界点的最后一线生命载体;也就是说，这一切又恰恰是某种自然进程的产物，或者说，是某种宇宙过程的必然。)?
人类健康的生态基础。(以历时万~万年的丛林猿到狩猎猿时代之生态为参照:近自然，少人口，血缘聚，生粗食h重体力，宽心智。
文明生态与之恰恰相反:远自然，人密聚，大社会，精细食，轻体力，重心智，俨然走上了一条与其进化环境完全背离的畏途）
另论“科学”问题。[不是通常所谓的“双刃剑”，而是彻头彻尾的“单刃刀”，其唯一成效就是砍掉了人类的生存气数(因为没有科学以前人类照样生存，而且可能生存得更闲适也更安宁)。当然，要看清这一点须作远期观察。
举例:?
1.爱迪生发明小小电灯泡与全人类统统陷于生物钟紊乱，由此奠定了一系列现代疫病的基础;
2.农业科技与人口危机(马尔萨斯问题:生物生殖量大于其现实生存量)，全球生态破坏，吃饱饭与糖尿病(固有的节能基因病态化，发病率0.1%~0.2%激增到4%~6%以上并呈普世流行趋向)，大棚菜与中间代谢产物如亚硝酸盐(催熟与*素:植物果实为种籽而生，甜美吸引动物食后播种，半生则苦涩含*)，抗病虫害的基因工程新种(一定是增加了某种未知的生物*素，故更危险);
3.至于工业科技和后工业文明浪潮更是一泻千里(例证俯拾即是，令人无以言表)它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并正在把人类的生理失适应态势引向纵深]
近视眼、白内障等。[现代儿童近视眼暴增，与下列因素有关:长期使用非太阳光谱的电灯光(脱离进化适应的光谱频段易致眼疲劳)，城市建筑过密阻挡远方视线(进化中建立的日常视距为数千米以上)，城市视野的色觉覆盖偏差(绿色处于人类可见光波长的中段最适区间)以及文化源性用眼过度。至于现代白内障高发率，与臭氧层破坏，紫外光过量，灯源光照时间过长以及其他种种环境性或职业性光污染等多种因素均有关联。]?
人口密度增高导致性变态。[如同性恋或性倒错(男不男女不女，女权主义等)，单身贵族(含旧时的僧侣、修女、单身汉、老处女和现代的不婚乱交者)，丁克家庭(婚而不育者)等。但由于科技文明造成人口过量，这种变态恰好有利于现代社会，反倒是正常异性恋和生育者应属“病态”范畴。与此不婚不育之同时，性解放、性乱交以及铺天盖地的性文化风靡人寰，而在生物界，大凡骤然临危的种群，总会见到“濒死性活跃”现象，就像“竹子开花”是竹子将死的征兆那样(属超常繁衍的自救机制)，依此看来，人类性文化的喧嚣隐含着社会危机的深刻内涵，或者说，性活动放肆是文明危化的指标之一]
生活方式变态问题。(熟食烹饪与营养失调;精细饮食与直肠癌变;幼学重负与发育不良;人工绿化与过敏哮喘;情爱横流与艾滋疫情;避孕人流与子宫病患;文职上班与体能萎靡;火车飞机与血栓栓塞;烟酒嗜好与依赖成瘾;商业竞存与焦虑成疾;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最重要的是，紧张与应激释放激素和脂肪酸入血，造成持续化的组织细胞内环境扰动;而内环境这个基础条件的异变，足以将任何机体生理程序转化为某种人体病理过程。
环境型文明病?
人类应变环境的生理基础。(关于最适于人类生存的环境,当然只能以文明化以前为参照，甚至应该以现代智人问世以前的自然环境为参照，因为，以普遍承认的观念，人类的生理体系是在整个陆生动物4亿年的进化过程中实现的。那是一个山清水秀、林木参天、万物竞存、人迹未现的清朗世界。穴居和用火首次启动了局部空气污染，农业垦荒首次开创了大规模砍伐森林的生态破坏活动，农牧业技术发展接着点燃了人口暴涨的导火索，工矿业文明则把空气、土壤、地表水体连同人性一起彻底污染殆尽。须知人体血液矿物质或元素离子水平与其生活局域水土中的含量曲线呈平行关系，可见外部环境污染对人体内环境的正相关浸渗效应。需要强调的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见的是偶然的失误，而很可能是文明进程的必然，它与生物衰变演化的路径和指向完全一致，只不过，这一次，它表现在文明社会这个更庞然的有机结构中，使之照例走向衰败，并终将裹挟着作为生物极品的人类同归于尽。)?
环境污染性疾病。[最早明确发现的是日本的水俣病(其实,欧洲要早得多，譬如头发检测证明贝多芬死于铅中*，他酷爱吃多瑙河中的鱼，当时河旁铅厂林立)，年，在熊本县水俣市，有机汞污染河海，富集于鱼体，人食之中*，结果造成严重脑损害，主要症状有:隧道视野、运动失调、震颤痉挛、步行困难、弱智失聪、语言障碍，终至神经错乱而亡;孕妇中*还引起婴儿弱智或死胎。]?
目前的污染已经发展到无所不在的地步:空气污染、水污染、臭氧层破坏导致紫外线污染、田地污染导致农作物内重金属富集、农药残留和化学催熟等导致蔬菜水果含*、养殖业普遍发生饲料污染与抗生素污染，此外还有噪声污染、粉尘污染、光污染、辐射污染、生化污染等等，不一而足，污染物和污染方式正呈现出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繁荣景象。(3/4的慢性病与环境污染有关:如高血压与吸入二氧化硫有关;癌症、白血病、帕金森病倾向年轻化;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不育不孕症等发病率直线上升;诸如此类的事例和病案不可胜数。）
以下仅举化学污染之两例
A.二恶英。(已知*性最强的一级致癌物，欧美国家至今亦难防范。
有五个特点:脂溶性，热稳定性，低挥发性，环境长存性，人体内半衰期6~8年。剧*，致死量为一次服入、吸入或皮肤接触1~2毫克，*性比氰化钠高出50~倍，比砒霜高出倍。来源有:白色污染、工业废弃物、农业淤肥污染、不洁畜禽饲料、废弃物和塑料品燃烧、汽车尾气、造纸污水与烧纸烟雾、香烟气溶胶等，几乎无处不在。慢性中*不易觉察，仅有头痛、头晕、恶心、眼皮肿胀、皮肤和呼吸道刺激，进而全身不适、神经系统功能紊乱、流产、畸胎死胎、癌症等。)?
B.邻苯二甲酸酯。(起软化作用的化学品，有类激素作用，广泛用于塑料制品，食品包装、玩具、PVC建材、化妆品、医用材料和服装等，导致男性睾酮水平下降、肥胖、胰岛素抵抗即Ⅱ型糖尿病等。世界各国禁而不止。)
另外,还有一组相当多见且呈急剧增长态势的“环境改善病”它表明，一切人工环境大抵都是有害无益的。[例如:脊髓灰白质炎(即“小儿麻痹症”)，病原体属肠道常有病*，古时多在1岁前感染，轻若伤风;现在由于生活条件改善，发病期推迟到童年后期，结果反见炎症反应加重而致瘫痪。
又如，花粉过敏症，与普遍绿化有关，目前发病率增至城镇居民的20%左右，原因:
a.人工培植花木改变了植物固有的抗原性;
b.交通改善方便了异地植物的大规模迁移。
发病原理:人体免疫系统对陌生抗原的失适应型变态反应。
再如，城市高等级玻璃幕墙建筑和城市夜间照明改善，引致光污染等等。]?
职业病
这是人类生产力增进的产物，如果这种所谓的“进步”趋势不能遏止，则此类疾病只会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离奇。[例如:化妆品皮肤*害(原本仅是演员的职业病，目前正在向所有女性漫延);化学中*(化工厂实验室、化学原料使用行业、油漆塑胶业等,目前正在向新型家具餐具行业和家居人群漫延);尘肺、矽肺(矿业、水泥业、坑道作业等，非植被吸收型的城市化环境使空气粉尘度大增);电磁辐射(机房、电子设备、微波通信等，目前由于无线通讯的广泛使用而超越职业限制);核辐射(核电站、痕量测定实验室等，如果核电站广泛建立则空气中的辐射粒子相应增加);噪音伤害(纺织厂、大型机械等,机械化和人机融合趋势使环境基本噪音分贝值倾向抬高)等等。]?
微环境与居室、办公室综合征。（类人猿阶段风餐露宿，此乃人体居住环境的基础适应态;尔后改为山洞穴居，尚有冬暖夏凉之效，但温感适应幅度变窄，光感调节初步受扰;再改为土木居室，又显冷热幅度波动过大，空气流动置换不足，于是古医所谓“伤风”、“寒热”、“传染”之类的疾病开始抬头;而今房屋密闭，加之过度装修，遂致螨虫病、空调病、煤气中*、幽闭变态过敏原增量、苯醛类污染、光照过度型生物钟扰乱、阳光不足型缺钙病和抑郁症等等;真正是江河日下颓势如流。）
饮食安全问题。(包括土壤污染和滥用农药导致农作物普遍污染、水体全面污染导致江海鱼虾*素富集、大棚菜和非时令菜的中间代谢产物堆积、笼养鸡和圈养牛的不良饲料和抗生素危害、转基因食品不可预测的远期隐忧等等，目前已经见不到符合自然生态标准的新鲜食品原料了。
此外，要么是半成品:涉及长期堆放致潜隐变质、多工序加工致营养流失，外加生物性怪菌污染和化学性防腐处理等问题，样样伤身;
要么是成品:如餐饮业或快餐食品，它们的特点是高热能、高油脂、浓味精、重盐酱、多色素、大食量，样样害人。
这还不算现代文明别出心裁的瘦肉精、催红素、吊白块、三聚氰胺等等，用中国农夫的话说:“这是从城里人那儿传来的发明，所以还给城里人。”)?
免疫退化疾病与自体免疫疾病。[在机体结构复杂化和免疫系统繁琐化的进化病基础上，又因数万年来用火熟食、用水洁食，乃至工业消*和家居消*，结果造成日益严重的机体局部免疫退化，尤其是消化道免疫退化(如动辄发生上吐下泻的急性胃肠炎或集体性食物中*即源于此);城市人口高密型的交叉感染、地区性和国际性外来生物迁移所致的过敏原增量、生存焦虑和精神紧张造成的免疫反应变态，以及前述的其他种种科技性、社会性内环境和生物钟扰乱性等潜隐因素，导致自体免疫性疾病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重。(所谓“自体免疫性疾病”，即是由于“免疫识别误差引发自体侵扰”的那一类疾病，其中常见的有:风湿病与风湿性心脏病、慢性活动型肝炎及至肝硬化、肾小球肾炎、萎缩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与甲状腺杌能亢进、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皮肌炎、硬皮病、银屑病、自体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甚至包括外伤后交感性眼炎或睾丸炎，以及感染后脑脊髓膜炎或多发性神经炎等等，简直达到了全身各组织器官无所不扰、无微不至的程度。)]?
总之，文明化进程必然导致环境破坏，所谓“环境破坏”包括一般所谓的“环境改善”;麻烦在于，由此造成的非适应性病理扰动从古至今始终处于进行性的发展和纵深运动之中。
营养型文明病
人类营养的生物学原则。(以灵长目动物的总体生存方式为参照:
1.植食为主，杂食为辅;
2.低能量、低糖、低脂肪;
3.无盐、无调料，更无化学添加剂;
4.不过火，全生食:
5.除幼体外，无精食，保持大纤维量;
6.进食时间无间隔。
上百万年的直立人和文明化以前的现代智人，其摄食方式亦大体如此。
然而仅仅数千年，局面似乎完全翻转过来了，于是，某种“以头立地”的本末倒置的生活方式全面铺开，“生理颠覆”时代来临。）
“吃饱”问题。(马尔萨斯学说最早提出了一个生物学上的重大问题:所有生物的正常生殖能力或“生殖实现量”远远大于其自然生活比数或“现实生存量”，因而启发了达尔文对“生存斗争”以及“种内竞争”的理解，为此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的“绪论”里特别鸣谢马尔萨斯。
这一点很重要，它表明，所有生物都是吃不饱饭的，或者说，所有动物进化得来的生理机制都必须以“半饥饿适应”为前提。
人类当然也不例外。然而，农业文明和农业科技的发展已经打破了这一最基本的生物学规定，由此正在引起一场巨大的“饱食灾变”——即营养过度类疾病或所谓的“富贵病”。
它不仅仅限于如糖尿病、高脂血症、动脉硬化、高血压、心脑血管病肥胖病、骨质疏松症等这样几种多发病，而且，它还潜在地影响着整个人类的生理基础与病理前途。）
“吃肉”问题。[从狩猎猿开始，人类的先祖才大量吃肉，这与它们更久远的植食性生理基础发生了冲突和矛盾。
早先由于总体能量倾向匮乏，偶然才得饱餐一顿，这个问题还不突出;如今肉食充溢、脑满肠肥、脂肪堆积(精瘦肉里的脂肪含量亦高达18%以上)，血液黏稠化(微循环受阻)和细胞间液酸化(其中另有蛋白摄入量超高的因素存在)，结果导致体细胞持续缺氧和内环境严重偏差，此乃数不清的疾病得以悄然兴起的主要原因之。
譬如癌症，实验证明:细胞持续缺氧可致癌变，癌细胞能够适应二氧化碳浓积下的无氧代谢;原位癌和转移癌在血粘度增高壅滞小循环的情况下才能避开免疫攻击;此足以解释目前癌症高发率远超遗传概率的现象。]
“吃粮”问题。(“粮食”为人类所独享，凡有“独特”之意者皆有“非适应”之嫌，此其不妙之一;它属多糖淀粉，精纯的碳水化合物，尽可少食而获取高能，古人长处饥饿之境且体力劳动繁重，故二者还算匹配，今人饱食终日而又体力支出不足，遂致尿糖与肥胖，此其不妙之二;谷粟稻黍多含谷胶类物质，即使不堕入高脂高蛋白的肉食陷阱，它也倾向于增高人类的血液黏稠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素食主义并不比肉食主义高明，也所以自古东方人的平均寿命并不比西方人高，此其不妙之三。)
?“吃精”问题。(动物要获得醣类能源，必须大量吞食草叶植物，由此补足了各类稀缺要素，人类是“精米细面，吃好吃饱”，摄入总量虽减，热能早已超标，结果就引出一组在生物界罕见的“另类营养不良疾病”:维生素缺乏、微量元素失衡、儿童期与老年期缺钙等等，此其不妙之四;所有植食性动物，不乏嚼之无尽的纤维素来清理冲刷肠道，虽见边吃边拉之不雅，断无臭物内积之忧患，人类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肉蛋奶粮，皆无残渣，结果又引起另一组在动物界罕见的“别样排泄不良疾病”:便秘普遍发生，然后粪便滞留的*素又酿成直肠癌发病率直线上升，此其不妙之五。)
????“吃盐”问题。[38亿年前原始单细胞生物所赖以生存的原始海洋，其含盐量必定低于或等于一般细胞浆和有机体所恪守的0.9%生理盐水浓度，因为那时的地壳尚未隆升、裸露和风化，海床岩石内的盐类不能充分溶解于水中(现在海洋盐浓度多在3.5%上下，波罗的海2%到15%，死海35%)。
也就是说，由原始生态和原始细胞给定的生理盐浓度成为所有后衍物种的统一标准。故此，除了人类之外，没有哪种动物需要经常专门找盐吃，因为在自然食物链中，这个标准盐浓度基本保证了各个物种的盐量供给。大约是由于狩猎猿和农耕人过于劳苦，常处于汗流浃背的失盐状态，或者，更可能是由于文明人仍不能习惯肉食的腥膻与粮食的甜淡，从此食盐不止，且用量日增，结果落下了人类的第一桩“成瘾”恶习(日常食盐量大于生理需要量的5~10倍以上)，这比后发的“酒瘾”或“*瘾”要严重而普遍得多，危害也大得多:不仅造成肾脏负担加重，造成高血压，还构成许多疾病的潜在背景因素。]
补充资料:爱斯基摩人的病态亚文明。[年，在丹麦的格陵兰岛东海岸，霍贾德、佩德森和科彭哈根共同进行了约0人的小样本研究，结果表明:爱斯基摩人的平均寿命只有27.5岁。他们的食品95%是高脂纯肉食，如北极海豹等(注意:说海洋性食品有利健康多属误谈)，由此造成对传染病抵抗力低下、骨质疏松、高脂血症、高血黏度及其一系列继发性或关联性疾病。我们知道，他们从来不缺乏户外活动和清新空气，最终却丝毫无助于受损健康的维护，可见饮食营养状态的改变具有何等重大的影响力。(引自《现代医疗批判》(澳〕罗斯·霍恩著)。]
实际上，前列各项仅属问题的一小部分，而且，哪怕只是打算朝着与文明危害相反的方向略微靠拢，你都会发现它几乎是不可能的。[譬如:目前认为，“生鲜果蔬主义”是最好的饮食结构，但你立刻面临如下若干难题：
1.目前的蔬菜水果多为反时令产品(且不论它们还是经过人工选择的反自然产品)，而且多为半生采摘(以便运输贮藏)，于是内含*素明显增加(一切植物原本就含有各种*素，问题在于是否与之取得了长期选择的解*适应)，岂可大量食用。
2.现代市场上的蔬菜水果，难得遇见不施化肥、不喷农药、不用催熟剂、不搞新品变种的原生产物，若然，多食等于自找中*;
3.要求生吃，还不得加盐，以免破坏维生素，增加钠氯损害，但这样来，又少了一道解*消*的工序，而且口感极差，试问几人能长期坚持。
4.植食性动物终日不停嘴地吃，方能保证能量供给，姑且不论人脑需要更多单糖能源，也不论人类已经把盲肠退化成了阑尾，仅看一个最小的问题:现代人谁能一天到晚大嚼果菜而不去上班挣钱呢，到头来失业困顿，不饿死才怪。除上列各例之外，还有更多麻烦问题难以处理，如:服用化合维生素问题;补钙两难问题;低脂饮食造成脂溶性营养素缺失问题;低蛋白饮食导致氨基酸比例失均衡问题;节食半饥饿引发营养不良问题;长期引用无污染纯净水导致电解质平衡紊乱问题等等，限于篇幅，从略不谈。总之，你若胆敢“回归自然”在必定叫你更快灭亡。
看来，这些被人们礼赞了千百年的“文明进步”之祸患，你还不得不承受下去，尽管正是这类名堂构成了人类现代疾病和未来伤亡的基本要素。
感染型文明病
一般认为，感染病或传染病是纯粹的生物源性疾病，其实不然，它与人类的进化状态、生存状态、免疫状态等高度相关。[病*、细菌不仅是人类的先祖，而且也是维持生命系统的环境基础，如氧气、洁净水等主要就是单细胞菌类的贡献。它们无处不在，并与任何形式的有机体建立了共生关系，因为一切后衍生物必须与它们取得协调才能获准生存。从理论上讲，它们不可能对经过长期“自然选择”(也包括前存之病*和菌类的选择)筛选过的正常生物有机体造成损害。一般而言，它们只对免疫屏障受损的伤病体或内环境酸化的尸体产生侵蚀作用，从而保持整个生物系统循环再生所要求的基本生态条件。换言之，亿万年的进化适应过程，使得DNA单体或RNA生物大分子(文明弱化的人类将其称为“病*”)以及单细胞生物(进化畸变的人类将其称为“细菌”)不可能成为天然生命的宿敌，而只能是“条件致病因素”或“条件致病菌”对人类而言，这个“条件”就是“背离自然生态的文明生存方式”。
譬如，在动物和人类的口腔、呼吸道、肠道和阴道中，都有大量的“正常寄居菌群”，它们非但不会致病，反倒构成一种必要的自体清洁机制，甚至构成某种不可或缺的互利共生关系(如肠道寄居菌与分解消化功能)。
感染病或传染病的形成因素:(以下所列举的，也就是所谓“易感者”或“高危人群”的概念成因，以及所谓“致菌”或“病原微生物”的概念成因。)
1.进化导致细胞形态功能畸变、机体结构过度复杂、生理内环境极端脆弱，使之终于成为微生物的别样温床;?
2.文明用火熟食导致消化道免疫功能退化，进而造成所有开放腔孔免疫力低下，从此彻底敞开了入口感染通道;
?3.文明饮食结构导致血液黏稠度增高和机体内环境酸化，使人体内外的正常寄居菌或共生菌变成了条件致病菌;
?4.文明社会生态导致工作紧张、生活动荡、心理焦虑、精神抑郁，长此以往不免造成生理功能和免疫反应紊乱;?
5，文明化和城市化进程导致人口密度过高，人际交往过繁，结果大大缩短了致病微生物的宿主迁转传播路径;?
6.上列综合致病条件等于激活了致病微生物在人体中的循环增*培养过程，使之成为所谓的“反向疫苗”。[注释:一般活疫苗，是将致病*株引入不易感的动物体内培养上百代，使其在不致病的压制条件下*力衰减而成反之，如果某种病菌在易感物种中广泛传播且反复发作，则有致病*力增加的倾向。
从自然选择的角度看，任何微生物与寄主的关系，当然是以无害共生或微恙播散的状态为最佳，例如，呼吸道寄生菌只需引发喷嚏、消化道寄生菌只需引起便溏即适可而止，此时宿主尚无病形，活动自如，这样才最有利于寄生菌传播扩大自身的生存空间，倘若寄生体动辄致宿主于死命，则它必然落得同归于尽被淘汰的下场。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在宿主极端易感、极端密集，且供量庞大，以至于在其疾速毙命前足以将寄生者更大范围地播散开来，烈性致病菌才有生存扩张的胜算——而人类的文明生态恰恰就为所有“病菌”(其实原本是“正常寄生菌”或“条件致病菌”)提供了这样一种无比美好的等死宿主群量。
例如有研究发现，霍乱弧菌的致病力在古时并不具有致命性，仅在近代因人群易感、传播快速而致增*株大行其道。]
文明化的生活方式不仅使人类变成微生物的易感载体，就连人类豢养的动物即家畜家禽也被殃及:凡是放养动物，很少得病;一旦圈养或供给人工饲料，即见各种传染病发生;这相当于做了一个大样本数的“动物实验”它确证了“文明生态”对“自然共生关系”的破坏效应。(放养的牛、羊、猪和散养的鸡，很少见口蹄疫、炭疽、副结核性肠炎、禽流感、猪流感以及其他千奇百怪的瘟病，更不会出现像“疯牛病”或“朊病*”那样的人造魔头。放养家畜不见得病这种情形，世界各国多有报道，不足为奇，就像所有野生动物只见外伤和残老却很少得病一样。）
历史证明，传染病发病率与文明化社会度呈正比相关。据《中国传染病史料》统计，中国疫年与非疫年的比例分别为:
两汉三国时期1:7.6，
两晋南北朝时期1:4.9，
隋唐五代时期1:6.5，
两宋时期1:3.19，
元朝1:2.3，
明朝1:1.77，
清朝1:1.23
就次数来说，据《中国救荒史》的不完全统计，分别是，
周代1次，
秦汉时期13次，
国两晋时期17次，
两宋金元时期32次，
明代64次，
清朝74次。
显然传染病的发生频率一直呈递增态势。[中国古代记载疫情的文献很多，《尚书》、《诗经》、《国语》、《左传》、《史记》和《汉书》中都有笔录，《五行志》里还记载了传染病的发生和防治情形。
从医疗方式上也可以看出人间疾病的发生发展:上古无所谓医术，只有驱邪破邪的巫医，叫“苗父”，苗父作法时，用草扎成狗形刍狗，上面缠以绢布，绘以图案，面北祷告，寥寥数语即可治病;至周代，叫“疾医”，医家问世，医药初成，到战国时期，人有大家扁鹊，书有《内经》简本;但中医真正普及于世，是在两汉以后，此时文明大进，伴以百病丛生，于是游方郎中满地走，以张仲景、华佗为翘楚，《*帝内经》也终于成全，至此，“病家”与“医家”相互促进，蓬勃发展;待到宋时，连大文豪苏轼亦曾创办“安乐坊”，用以隔离和救治病人，可见疾病蔚然成风之一斑。]?
欧洲，公元前年，一场瘟疫席卷古希腊，夺走了1/4希腊城邦人的生命(据修昔底德记载,在公元前年，开始了西方史上最早的大规模战争之一——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次战争之前，古希腊人从来没有遭到像天花这样的传染病的攻击，虽然那时候可能已有流感结核和白喉等病发生。伯罗奔尼撒战争使得新型流行病从非洲传到了波斯即今天的伊朗一带，再于公元前年殃及希腊。这次重大传染病造成的后果非常惨重，它使得雅典*队的1/4死亡，瘟疫继续在南部希腊肆虐，导致各城邦人口数量骤减);
公元-年，罗马帝国发生黑死病瘟疫，导致了1/3的人口死亡(那时候罗马是安东尼称帝，史书称之为“安东尼时期黑死病”，瘟疫肆虐15年左右，导致罗马帝国本土一片萧瑟。
很快，过了不到两代人的时间，至公元~年间，罗马又遭到第二次传染病的大袭击。
这两次瘟疫横行之后，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罗马帝国元气大伤，从此逐步趋向衰落);公元~年间是日本史上的“瘟疫时代”;公元年，在入侵法国的诺曼人中间暴发天花，诺曼人杀死了所有的病人和看护病人的人;公~年，中世纪的西欧蔓延黑死病，许多地方1/3到1/2的人口被消灭(年冬，一支来自中亚的*队进攻热那亚领地法卡，久攻不下，抛入“黑死病”患者尸体，恰值教会灭绝淫猫，遂致鼠疫横行。
后传至俄国，连莫斯科大公和东正教教主均死于此疾。以后多次复发，年间夺去2万人命);年由于鼠疫大流行，牛顿所在剑桥大学停课，牛顿返回沃尔斯索普躲了18个月，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苹果落下的故事即发生于斯时)。
此外，16世纪的梅*(此病源在北美印第安人处，原本似无异常反应。
后传至欧洲，改称“那不勒斯病”，年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率*远征意大利，多国兵士在该地染病而撤*，此后梅*逐渐扩散并猖獗于欧、亚、非各大陆)，17世纪的天花、18世纪的伤寒、19世纪的霍乱，乃至20世纪的大流感、艾滋病等，西方世界的疫病照例与日俱增，且愈益棘手。[有资料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出现的传染病以每年1种或以上的速度增加。现在全世界有约40种传染病是上一代人从未听说过的。在过去的5年内，WHO(世界卫生组织)在全世界范围内确定了超过1种的疾病流行。近代“西医”或“医学科学”的突飞猛进，即是以更为恶化与强化的形式表征着文明社会的病态动向。]
文明致病与菌株增*的历史印证。
[1.14世纪的黑死病(淋巴腺鼠疫)是从东亚经中亚传入欧洲的，此前亚洲的文明程度高于欧洲，传入欧洲时菌株*性增强，加之当时的欧洲人竟将猫儿叫春看做淫荡流布，为文明宗教意识所不容，遂造成更大损伤。
2.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在欧洲文明生态中酿成的各种传染病才传入美洲，足见美洲原始生存方式与传染病无缘，于是也就没有对此类增*菌株的特异性免疫力，遂致90%的印第安人死灭，结果劳动力匮乏，引出黑奴贸易。
3.梅*从美洲新大陆传入欧洲，但当时土著人并不显现为疾病，反倒是在欧洲文明人身上才见发作，并且是在逐步增*后广泛流传到非洲和亚洲殖民地。
诸如此类的例证还有很多，兹不赘述。
关键不在于因何“感染”，而在于因何“发病”。(如脊髓灰质炎病*的感染者甚多，发病者甚少。再如，非洲仅有3%HIV阳性者发作成艾滋病，多数感染者终生携带而无恙。另外，野生动物全然不讲卫生，细菌感染源可谓无穷无尽，何以历来病灾不侵？)?
关于“正常共生菌”，“条件致病菌”与“病原傲生物”的争论之简介。(据罗斯·霍恩研究追述，历史上，最早是(法〕安托万·比钱普与路易斯·巴斯德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细菌的“多型说”与“单型说”，即致病菌究竟是“有条件的变体”还是“独立的物种”。
19世纪中叶，比钱普观察酵母菌提出细菌变体与条件致病观念。年A·尼塞和R·马辛两博士发现了B大肠杆菌的类变异现象。年苏格兰病理学家威廉·拉塞尔在癌症组织中发现微菌，后称“拉塞尔体”;年O·施密特医生在癌症病人血液中发现寄生菌;年后，冯·布雷默研究确认癌症是一种体质病，与饮食和生活方式有关，微生物仅属共生现象或属转化性致病关系。年，恩德莱因博士发现血液pH值呈酸性或强碱性与细菌变成条件致病菌有关。A·沃伊辛早就发现，人肺内始终存在数百万个结核菌，何时成病另有原因。但医学界对这类研究历来不感兴趣。）
总之，“感染”和“传染”问题很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微生物学问题;就连它变成微生物学问题都很可能是近现代文明的浅薄偏执和近现代医学的着意误导。
精神型文明病?
人类精神建构的生物学原则。[由感性到理性、由简单到复杂、由愉悦到痛苦，总之，它与生物衰变演化的进程与步骤如出一辙，即展开为感性(发端于低等扁形动物，以视听触动为求存引导)→知性(肇始于脊索或脊椎动物，借识别判断来解决多向选择)→理性(演成于哺乳灵长类动物，靠概念命题推导以维系复杂依存)的这样一系进化脉络，并相继排列为逐层递衰或优势递减的感知鲜明效应或精神冲击效应。枯燥的话题姑且不谈，仅看人类的“文化艺术感动阶梯”即可一目了然:
“音乐”是激发情绪的，因而受众最广、粉丝最多，古时唐诗宋词都是配以诗歌或燕曲才得以传唱;“绘画”必须具象识辨和描摹,故引人喜爱,后来倾向“抽象画”，结果欣赏者骤减;“文字”符号全以理性逻辑承载，因此不仅喜好者寥寥，还给更多少年儿童从天性深处带来痛苦。
它们的作用力(或者说是与生命的关联度)也每况愈下:殉情者比比皆是，可有谁见过因为做不出一道数学题而自杀的“殉理者”呢，换言之，紧张的心态、复杂的理性和缜密的逻辑知识系统与深层人性或基本生理相悖逆。]
人类心理建构的生物学原则。[生物进化系列最典型地表达着物质演变的脆弱化进程，从无机界到生命界，物质的存在度业已衰变到如此地步，使得任何生物都不得不衍生出某种“求存能力”或曰“替代属性”，以弥补由于其生存效价的递减所带来的失存危机。
建构上述“求存能力”的基本原则就是“趋利避害”，而引动“趋利避害”最灵敏的指标就是肉体上或精神上的七情六欲及其苦乐感受。
心理上的苦乐感应形同脉冲,它必须回归于某个既定的“沉静基线”或“无聊中值”才能使之继续保持最恰当的刺激反应状态，是谓“苦乐均衡态”。但麻烦在于，随着生物演化的发展，越高级的物种其生理感应或精神感知的能力越强，也就是其心理震荡的幅度和频率倾向增大，这与它们越来越复杂艰危的生存形势相适应。结果，一方面是刺激源和信息量暴涨，另一方面是感受力和反应度剧增，这就是造成文明化人类不免发生越来越严重的心理失调和精神焦虑的原委(注:“焦虑”是一种“避害预反应”机制)——这个焦虑化过程的临床病理形态就是神经衰弱乃至精神崩溃。]
神经衰弱病:神经衰弱、失眠、偏头痛等。(诸如此类的病象仅见于文明人类。)癔病，即歇斯底里。(属于纯粹精神性、心理性或情绪性的非器质性病变。)?
精神病:潜意识精神病、抑郁症、精神分裂等。(目前已呈流行病态势。)而且，持续性“应激状态”必然导致“代谢紊乱综合征”或曰“生理系统紊乱综合征”。(所谓“应激状态”，是指类如羊遇见狼之一瞬、或如地震坍压在废墟中多日而不死的机体过度调动状态或生理紧张调动状态。
大体表现是:神经肌肉紧张，肾上腺皮质激素持续增量分泌，肾血流量及尿量减少，血压和血糖升高，体内糖元和脂肪分解加速，血液和体液pH值偏向酸化，呼吸心跳加快，代谢率相应上扬等等，其余有关的机体细微变化则实属言难尽。
这种情形在一般动物中应该是很少遇到的，然而，对于生存复杂性越来越增大、社会紧张度越来越增高的人类而言，某种程度的“持续性焦虑”或“连续型应激”就可能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状态，长此下去不免引发一系列全身病理变化，是谓“代谢紊乱综合征”，它实质上属于神经失调型或中枢失调型的全生理系统扰乱现象，其典型病症是“六高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血症、高胰岛素血症、高黏血症和脂肪肝，并最终导致机体各器官发生器质性病变和机能衰竭。)?
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文明或信息文明正在促使这类综合性病症进一步高发和恶化。
现在的先兆是，浮躁和嚣闹变成了常态，激越和癫狂变成了时尚。可以期待，及至人类能够相互普遍地欣赏精神变态的“美”与“乐”之际，“精神文明”才算发展到了辉煌的顶峰。(眼下流行的音乐、绘画、歌舞、影视等无处不显此疯癫躁狂之端倪。)
以下,看几组相关实验和调查:[以它启发“焦虑”得以发生的原因及其后果。(数据资料引自《我们为什么生病》，(美)R·M·尼斯与G·C·威廉斯著)]
1.恐惧焦虑实验:观察一群小观赏鱼对其捕食者小口鲈鱼的反应。根据小观赏鱼对鲈鱼的反应将其分为三组胆小躲起来的、普通游开的、胆大盯住捕食者的，分别与鲈鱼放在一只鱼缸里，60小时后，40%的胆小鱼和15%的普通鱼存活，胆大组无一幸免。(本项实验表明恐惧焦虑情绪是一种面临威胁或不确定局势下的生理和心理保护机制，它使焦虑主体处于应激调动状态，有利于对不良境遇作出快速而准确的规避变通反应。)
2.情绪反应敏感度实验:心理学家对焦虑机制的测试，犹如信号检测之理论依据:
①信号的响度;
②信号与噪音的比率;
③把噪音当做信号的代价(误报的代价);?
④把信号当做噪音的代价(漏报的代价)。
设想自己单独在丛林中，传来树枝折断声，紧张之余，必须当即判断并作出适当反应:
①是老虎或猴子的可能性各有多大;?
②此地出现老虎或猴子的可能性各有多大;?
③逃跑的代价(不必逃跑而逃跑的代价);?
④真是老虎而没有逃跑的代价(应逃跑而未逃跑的代价)。
焦虑水平决定着直觉判断的快速和准确，决定着生存机会。(但反过来说，如果处在过度或持续焦虑的状态中，则反而会造成严重的心理和生理紊乱，从而导致判断与现实分裂，甚至造成精神错乱症候。
现代文明或现代社会就相当于让人长期不间断地处于比这种原始密林更错综复杂的动荡环境中，因此才会出现下面的调查统计结果。)
3.很久以来，抑郁症自杀就是北美青年人仅次于车祸的第二大死因，约10%的青年人经历过一次严重抑郁症，动过轻生的念头，且此项发病率继续呈直线上升态势，在所有工业化国家几乎每十年增加一倍。[国内有关研究表明，这种情形在我国的民国时代、“文化大革命”时期和现代化改革过程中同样存在。
其特点为:人人经历，普遍发生，自杀率不断增高(茨威格、海明威、王国维、老舍等等)，以至于上至哲学界(叔本华、加缪等)下至民间专业网站都在讨论它。举例:如工作紧张单调、长期失业无着、生活穷困潦倒、破产债务缠身、高倍通货膨胀、股市剧烈动荡、儿童学习超负荷、囚犯出狱不适应、消费攀比造成的欲望高涨而又不得满足，甚至仅是城市拥挤建筑的室内采光不良等等，诸此问题均可构成焦虑性心理疾患或抑郁症的诱发因素。]
4.另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米歇尔·拉里和米塞·麦克尔研究发现，猴群中的高等级雄猴的兴奋性神经递质(血清素，serotonin)要比其他雄猴高两倍，当其失去统治地位时，它们的血清素立刻下降，而且随之出现委琐、木僵、拒绝进食等抑郁症病状。
更加惊人的是，如果随机选择任一个服用抗抑郁症药物的雄猴取代猴王位置，例如服用Prozac（氟西汀）以提高血清素则每个雄猴都会表现出猴王固有的生理现象。[英国精神病学家普莱斯·J·Price认为，抑郁是生物社群等级化的产物，抑郁有利于“自愿服从”，或者说，“自愿服从”有利于消除抑郁。
纽约州立大学的约翰·哈顿(JohnHartung)提出，威胁到上级的高能力者易患抑郁症，直到他训练自己大智若愚、锋芒不露为止。
很多人过分低估自己就是出于这个缘故。这里显示，“社会组织化进程”及其“社会阶层化压抑”本身就会不可避免地引发抑郁症。]
总之，人类正处在社会进步的狂潮之中，而所谓“社会进步”就是社会结构致密化、社会压抑加剧化、社会竞争激烈化、社会局势动荡化以及社会生活紧张化的总和，由此注定了文明病、焦虑症和其他种种精神失调从总体上看都不可能得到缓解，而只会倾向愈益恶化。
?
社会型文明病?
人类应变社会的生物学基础。[既往认为，“社会”是人类独有的产物，是人类生产关系或交往关系的总和等等，其实一概大谬不然。
这里需要首先建立“自然社会”与“生物社会”的概念。“自然社会”是指这样一系结构化演进的终极形态:粒子结构→原子结构→分子结构→细胞结构→机体结构→社会结构，足见“社会”是一种自然产物或自然结构化产物。“生物社会”是指:生物系统体外分化或残化的生机重构之结构实体。
它可分为原始生物初级社会、后生动物中级社会以及直立智人晚级社会等相继发展的三个阶段。
初级社会以“前分化、亚结构”为其特征，
中级社会以“体质性状分化的低结构态”为其特征，
人类晚级社会以“智质性状分化的高结构态”为其特征。
这就不免使人类陷于某种超体质、超生理的变态生存格局和异常生存压力之中。
其基本特点为:
1.高度残化与低度个体生存效价;
2.高度不公与高度结构化;?
3.高度依赖与高度动荡。
此三者一致引出了令人难以适应的“生存张”与“生存艰危”的恶化倾向。]
前面提到的生态、环境、营养、感染和精神等各型文明病，均可视此环节的一部分。(下面仅以若干个别问题为例来探讨，万不及一：
贫穷引发的疾病。[“文明发扬”和“社会进步”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贫富悬殊倾向增大”。
有统计表明，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其财富超过6个穷国的年财*收入之和，再有，世界首富的人，其财产总值等于或大于4亿穷人的财产量，另据联合国下属的一个研究机构于年12月5日发布报告说:全球2%的人拥有世界50%的财富，此外，全球50%的穷人只拥有世界1%的财富。
如此巨大的贫富悬差，可以肯定是史无前例的。
自15世纪全球化以来，亚洲、非洲动辄饿死千百万人，全球性难民潮风起云涌，世界各地到处都有由贫穷造成的饥饿、系统性营养不良和儿童发育不良病案，还造成多种继发性疾病和传染病如前所述，动物界亦有普遍饥馑现象和种内生存斗争，但它一般呈现均平缓行态势并终于塑成半饥半饱型生理平衡(而且所有生物会在灾年或不利境遇下反馈性自动减低生殖量)，而人类社会的阶级分化倾向和动荡加速趋势却不断引发种内压迫与同种剥削之惨剧，并由此形成新疫情的策源地(例如非洲西尼罗热、昏睡病、拉沙热、埃博拉出血热等)。
战争引发的伤病。[在动物界，雄性同类之间仅仅争夺领地和雌性资源，且呈仪式化格斗，很少发生致命性损伤。
但人类社会的战争历来造成大量死伤且呈增长趋势(秦赵长平之战活埋俘虏40余万人，一战仅凡尔登局部战场的伤亡人数就高达百万以上)，以致医学脑分区(如语言中枢、命名中枢、精细动作中枢等)的研究竟因千奇百怪的脑部枪伤而得以揭示和启动。
另外，战争之地也常常就是瘟疫之源(如前述的黑死病和那不勒斯病，以及战后期的西班牙大流感、二战时流行的坏疽病等)。]
失业问题。(仅见于人类文明社会，且呈进行性恶化趋势，即文明程度越高、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显严重，被马克思称之为“有机构成增高定律”，这真是个离奇怪诞的伤人机制。
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因此而不得不逐渐创立起来，然而它丝毫不表示这个由文明进步滋生的弊端得到了解决，反而是社会经济基础日益溃烂的征候，今日东西方各国的领导人最头痛的从*难题之一仍然是失业问题即为明证。
目前“失业综合征”已构成一系列严重的医学疾病群，抑郁症不过是它最明显的冰山一角罢了。
异常生活方式病和流行病:(所谓“异常生活方式”，广义上是相对于文明化以前的自然态生活方式而言，狭义上则是特指某类疾病得以发生的相关社会生活变局而言。
广义上已如前述，不复赘言。狭义上可以艾滋病为例:目前主流医学界认为，艾滋病是HIV感染所致，但有专家学者提出，该病*究竟是继发感染，甚至是正常寄居，还是确定性单一病原体,实在大可怀疑。
其他疑点姑且不谈，试问HIV难道是突然降临于世的特异性有机大分子吗，不然的话，何以此前不见它肆虐致病，却偏偏在今天才顷刻间变得面目狰狞起来呢。
另一问，群体性注射方式吸*和商业化男妓同性乱交等极荒唐而时髦的变态行径，以及其他种种颠三倒四、折损命脉的现代民生习俗，难道就一定不是艾滋病的头号祸首吗。
我们知道，当代的性解放与远古的群婚制全然不在同一个生存平台上，人世间的总体生活方式及其生理病理环境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可以断言，艾滋病首先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现代社会乱象病”就像癌症首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异常生活方式病”一样，其次才谈得上别样因素的附加作用。
另外，诸如艾滋病、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等，甚至包括颈椎病、近视眼、心理失调、过劳症候群、网虫综合征等，都变成了新时代的“流行病”，以至于学界不得不考虑修订流行病的概念——“流行病”的原本概念主要是指生物源性的感染病和传染病，现在则泛指由于异常生活方式划一而导致某些疾病呈社会化大爆发的情形。
总之，人类社会的动荡危局也体现在对人体健康的系统性负面影响上;反过来，不难设想，人类机体的病态发展又必将引起社会结构进一步动荡。
这种“结构系统松懈”与“结构组分脆弱”的互动关系，最好地注解了自然结构演化与生物社会运动的衰弱法则。
“文明病”前瞻?
心理学家约翰博尔比曾提出“EEA”概念:Environmentofevolutionaryadaptation即“进化过程中所适应的环境”。但实际上，无论从心理上或生理上，EEA都是无效的，原因如下:
“文明病”的发生学原理。[文明病的发生，导源于体质生理系统的滞后态基础(越原始的基因比例越大以及越基层的生理形成时间越长)与智质文明进化的加速度发展(越高级的文明形态发展速度越快以及越现代的生存格局延续时间越短)之间的矛盾。即“体质原生态”与“生存文明态”之间的矛盾，二者距离越大，矛盾就越尖锐。
因此，它的趋势只可能日益恶化，除非人类彻底改变自己的文明形态和生存方式。[这一点难以指望。目前形势的严重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只看两例:
1.自文明化以降，人类的新病发生率或临床病种数量一直与时俱进，与日俱增，从以创伤为主的几十种病发展到现在的上万种病，而且多数疾病在人群中的流行发病率也大幅飙升。
2.从20世纪中叶迄21世纪初之50年间，英国男子精子数量大约平均下降了50%;中国方面的调研结果与之相似，即近40年来男子精子计数总体减少35%;不但精子总量剧减，异常精子以及活动力下降精子所占比例亦然大增。
可见未来的世界人口状况势将呈现为另一番凄凉景象。
特别令人不安的是，生物学界对熊猫等濒危物种的研究发现，两性高等动物在临近灭绝前，通常首先会出现雄性生育力退化、精子数目减少精子游动滞蹇等异常征兆，而且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则救助前景不容乐观，此与偷猎捕杀过量、生存林地减缩、生态食物链遭破坏等人为因素所致的濒危预后全然不同，它很可能预示着该物种的自然寿限或天然生机已临近耗竭。
若然，人类目前的相关病理指标恐怕含蓄着双重警示:“人类物种的天道衰微”与“文明生态的自我作践”。]
眼下，更可怕的生物科技阴影正在袭来。[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基因工程和转基因实验的广泛应用，势必造成人间生态的下一波剧变，其影响所及至少会达到两个层面。
宏观上，它将造成直接扭曲地球生物圈固有风貌的全方位影响;
微观上，它将造成直接扭曲人类传统生活和人体既成构造的内化型影响。
这个剧变和影响的深远危害目前还无法作出精确估量，但，有关专家早已提出一系列警告:
转基因植物可能大规模排挤天然植被从而导致更严重的生态破坏;转基因动物可能促进上下链物种灭绝或等位物种不可控变态;转基因食品可能造成人类营养系统质变并对人体造成不可测远期负面影响;单细胞基因重组实验随时可能缔造出某种非自然型致病菌和失免疫型大瘟疫;克隆技术和基因导入技术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克隆人”甚至“基因工程人”之境地，由此势将引发各种诡异莫测的道德危机、社会危机、人伦危机(血缘辈分和亲缘关系混乱，甚至造成人际识别混淆乃至于“人本危机”(即人变成非人、异人或变态人的种系败坏之险象)等等。
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反而又需要某种“基因工程人才能适应。(也就是说，上述之“人本危机”，按目前的发展态势看，几乎注定会成为整个社会必须采取的“人本主义救亡措施”，例如:臭氧层继续破坏以及核电业继续扩张或核武器广泛投用，就需要制造出“耐辐射的人类品种”;空气、水体和土壤继续污染以致常态呼吸和饮食一概无从延续，就必须制造出“耐污染或耐腐蚀的人类新种”;甚至仅因为人间竞争继续恶化，现行的智商、情商、财商等人性指标不足以应付，就必然会有人去钻研制造出智商更高超、情商更阴沉、财商更贪婪的“超人变种”，从而让现在看来正常的“自然人”或“生物人”无法生存，也就是让所有做母亲的不再敢用自然方式生育后代，因为那样的子嗣届时已然无异于今日所谓的“弱智”或“先天愚型”等返祖类蠢货等等。
若然，就像眼下因为气候异常就必须制备出耐旱、耐涝、耐盐碱、耐酸雨的农作物新品种一样，不久的未来，“人”这种东西也同样只能从实验室里或工厂流水线上生产出来。
不过，果真如此的话，“人”这种产品就会面临两种尴尬而恐怖的危局:
其一，怪病横生，就像当今问世的克隆动物或转基因试验品那样绝大多数因残、夭、畸、病而遭主动或被动剔除;
其二，快速赴死，就像当今市场上的各种商品或电脑芯片那样被快速淘汰和轮换。
换言之任何一种“新人类”的总体寿限都必定倾向于更短。可以想象，这大约就是人类以“文明进步的正常方式”(“非正常方式”指大规模核战争、普世性人造瘟疫或不可抗自然灾变等)步入寿终灭绝前的最后景况。)
凡此种种，令人不寒而栗，且迄今看不到任何改善的迹象，甚至看不到任何改良的意愿。
“医源性疾病”
它实际上属于“文明病”的一部分，但却是其最纵深、最尖锐、最直接也最容易迷惑人的一个部分，故有必要作为一个专题来讨论。
本来，医疗只是一缕缓和调理的清风，但若适逢秋叶萧瑟则它立刻就会变成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譬如中医，它原本是人文初诞之时、人祸茶*尚浅、人间病恙少见的产物，所以《*帝内经》留有斯言:“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自那时起，不管从医者是否自觉，医用的药物历来大多是安慰剂，医疗的效果其实也大多是暗示之效。
有关“安慰剂”(无关于药的理化成分而相关于药的心理作用)和“暗示”(人类本质上就是一种“由信而知，取信则灵”的文化动物，或者说，人类文化本质上就是一个信仰暗示系统的动物)的概念，限于篇幅，不再多谈。
但应该明白，人体疾病绝大多数都循其“自然病程”而呈自愈倾向，医生的干预一般不过是迎合这自发过程，然后浪得虚名而已。
这还是往好里说的结果，实际情形可能比这还要糟糕:由于现代医疗动辄采取过度干预和无度用药的缘故，他给患者造成的损害可能远远大于疾病本身的危害，其后果是，此一波疾病经过虎狼医的治疗蹂躏总算勉强自愈，但却为下一波疾病预埋了中*发作的前因和伏笔，是谓“疗后循环致病”问题。]
现代医疗的昌盛与现代人体的衰朽相匹配，现代医学的苛酷与现代文明的暴烈相匹配。(前面反复谈过，由于进化过程就是弱化衰变或生物畸变的同一过程，更由于晚近之文明生态与久远之生理建构之间矛盾重重，致使人类存境处在万物叠续之金字塔上最易崩坍的顶端，也使人体生理处于生物畸病之百宝箱中最易爆出的前沿。
唯因如此，人间不能没有五花八门的医术，人体不能不被三天两头地修理。
但格外糟糕的是的生物社会此刻也同步演进到了内部结构破溃的晚级文明阶段的医疗体系也相应发展到了污泥浊水横流的无良商业境界:两相汇合的结果是，“衰败的人体”只好交由“腐败的医疗”继续加以摧残。
说起来，这倒也符合自然流变的总趋势，故而它很可能属于“落花流水春去也”的人世宿命。）
也就是说，医疗的现代化过程恰好与社会的商业化过程合流，于是，一个“善意的初衷”逐步演变成“居心叵测的合法操作体系”，甚至演变成“意识形态化的人性摧毁系统”。(世界各国的医疗费用迅速飙升，各项开支日趋增大，其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的15倍不止，但各种疾患的发病率却不减反升，整个医疗体系正呈现出严重变质的倾向。
难怪罗斯·霍恩抨击说:“医药界需要疾病的存在，因为它唯一的兴趣是能够找见赚钱的“疗法”“医生都是受金钱杠杆控制的木偶”，此言不虚。
看一组统计数字，的确令人错愕:
年以色列医生罢医，致使每天就诊的病人从60人减至0人，罢医持续了1个月，据耶路撒冷殡仪馆统计，这期间城乡人口的死亡率降低了50%；
年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医生罢医52天，只处理急诊，拒绝治疗其他一切病人，结果受累区域的死亡人数下降了35%;
依旧在年，美国洛杉矶医生举行怠工，病人死亡率下降了18%，若罢工则会更低。
它表明，现代医疗的总效果或净效果是负面的和残忍的，这好似一个绝妙的讽刺。)?
医生并不比一般人寿命长，这表明他们并不知道如何维护生命。
反过来，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如何把病人给治死了，因为医药杂志和论文筛选都被控制在成为世界首富的医药商手中，至于药效和药物*性的内幕，医生更是无从知晓。
显然，医生也是受蒙蔽者。(据有关方面调查，世界上最著名的医学专业杂志，其董事会主要成员或控股势力早已被最富有的医药商或金融大亨所取代。
有人怀疑，很久以来，所有不利于现行医疗体制的研究成果和实验论文，都会被由精选出来的观点齐一的学术泰斗们所组成的学术审查委员会拒之门外。
如此酿成的现代医药理论自然会把所有医务人员导向某一既定的学术思想轨道，这还不算白衣天使们被其他中小医药商使用更为露骨的贿买手段所造成的利诱型影响。)?
医源性疾病的问题，实质上是科技化和商业化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在医疗领域的体现，它的普遍性和系统性早已渗透于文明社会的各个方面，并且还会无可阻挡地继续恶化下去。(由人类文明引发或表征的堕落趋势无处不在，它必然体现在*治、经济、文化、法律、*事、医疗甚至科研、教育和艺术等各个领域。)
正当性医源病由于生物进化和文明进化的累积，人类早已成为生命体系中“病态的体现”、“畸病的載体”或曰“病胚子”所以，求医看病成为必需。
然而，即使是这类正当的医疗，它也会造成医源性损害或医源性疾病，并且是连环性的、进行性的损害或病变。例如:
(1)严格指征的少儿扁桃体切除术与终生相伴的慢性咽炎、多发性上呼吸道感染及其并发症;
(2)给贫血患者或生育期妇女进行补铁治疗引发血铁管制失效、高感染率以及癌症高率;
(3)给缺钙儿童或骨质疏松症老人进行补钙治疗引起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异位组织钙沉积、胆结石、尿路结石等;
(4)胆结石、胆囊炎等胆囊摘除造成脂肪泻和脂溶性维生素缺乏症;
(5)阑尾炎切除、各类急腹症、胎位不正剖宫产与肠粘连、肠梗阻、盆腔炎等并发症或继发症;
(6)原发性高血压长期用药造成肝功能损伤和肝硬化腹水;
(7)癌症的化疗、放疗加重痛苦和加速死亡;
(8)银屑病即牛皮癣的类癌病变与化疗;
(9)自体免疫性疾病如风湿活动、急性肾小球肾炎、红斑狼疮等进行免疫抑制治疗或运用激素治疗导致高感染率、远期癌症、激素病以及内分泌靶器官永久性失能;
(10)HIV携带者或乙肝检测阳性者用药后变成发病者等等，不一而足。
更严重的是，长期用药造成耐药菌株，也造成更大规模的传染和更为苛*的治疗，从而给未来留下无法预测的危险，如结核病、支原体肺炎、霉菌性阴道炎以及其他种种抗感染治疗。
须格外注意，许多一般认为是“应该”或“必须”求治的医疗行为，其实根本不需要治疗或者不需要如此过分的治疗。
诊断性医源病
化验检查和仪器检测等诊断辅助手段原本只具有参考价值，现以滥用，且与日俱增、花样翻新，给病人带来极大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
检验正常值问题。[正态分布问题(所谓“异常”大多是对钟形分布概率的误解);系统误差问题(涉及人员技术水平、仪器设备偏失以及试剂质量、季节温差、光照强度等多种影响);个别误差问题(涉及因素更多，甚至受检者的饮食、情绪变化都在影响之列)。所以，真正的好医生从来不以化验检测结果确定诊断。
直接造成三种医源性损害:?
(1)理化损害。(X光辐射损害，电磁波损害，胎儿超声损害，以及导管、穿刺、腔镜等创伤性损害等等。
(2)心理损害。
(a.恐吓症，经常足以致人死命。如:糖尿病临界化验值引发的持续节食性损害;癌症误诊导致?“病人”发生剧烈抑郁性损害乃至自杀。
b.暗示病.经常足以致人患病。如:不必要的心电图及心脏检测致使受检者变成“假性心脏病患者”，从此生活失常、活动受限、药物滥用;种种癔病如肝功能检测引起的肝痛、眼底检査引起的视觉障碍、胃镜检査引起的持久胃痛等等。）
(3)交叉感染。(抽血、探头体表接触、腔镜内置接触等等。）
纯粹为了搜刮钱财，医院方面居然设定检验收入指标;开出各种昂贵检验、CT、核磁共振的医生可享有丰厚回扣。
美其名曰“收集防范性资料”，荒唐到儿童割扁桃体也查艾滋、一般割闻尾统统进行活体病理检查的程度，贪鄙之状令人发指。
《华商报》年9月11日载，铜川刘先生查乙肝，医院四种结果。更严重的是干脆全出假报告;据报道，医院，凡就诊检查者无一正常。
诱人进行“定期体检”，但复杂细致而又指标可疑的现代检查，几乎无人能够完全正常，于是凭空制造出无穷无尽的疑似“病人”。
凡此种种，或苟且阴暗，或冠冕堂皇，其最终目的无非是将广大民众无一遗漏地导入系统性医源病的门户。
治疗性医源病
三个问题
第一，大多数不适或病变无需治疗，人体自会调整克服，或通过饮食作息调养梳理，否则即为“多余治疗”。(例如，感冒、低烧、咳嗽、腹泻;轻微短时的胃痛、头痛、关节痛等;老年性腰腿痛、高脂血症、血压波动、血糖波动、冠状动脉灌注量下降等;甚至相当一部分明确的疾病如成年后的轻微风湿病、痛风症、局部炎症等。
至于“颈椎病”之类的新名堂，最好置之不理，顶多自我调理即可，“亚健康”实属文明常态。)
第二，即使病变严重，一般也只需要辅助治疗，否则即为“过度治疗”。[例如，治疗感冒大挂吊瓶输液导致隐性药物中*;治疗腹泻乱用止泻药导致消化道待排*素进入血液;治疗老年性膝关节组织退行性病变，居然进行半月板手术，导致患者近乎残废;甚至还有对早中期冠心病给以介入性导管造影和支架手术，导致病人数年后该支冠状动脉完全堵塞的可怕案例(正常情况下一年半至三年再堵塞率30%以上)等等。
第三，任何多余或过度的治疗，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显性或隐性伤害，并成为今后得病的诱因或原因。(长期以来，人们不断罹患的各种新病或反复发作的各种旧病，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前次不当治疗的恶性后果或余绪，只不过这种情形很难被查证，而医生总会给你找见一个有据可查的新病因或新说法，足以叫你心服口服，并心甘情愿地再接受下一轮更猛烈更“有效”的治疗。)
疗法损害:譬如静脉输液引起脉管炎和血栓病、甲状腺放疗造成甲低或癌变等等，不再例举。(现在连头晕、鼻塞、幼儿哭闹撒娇、妇人生气胸闷等都给输液治疗，令人匪夷所思。)
交叉感染:牙科治疗、注射、输血等引起血道交叉感染。(艾滋病、乙肝、菌血症及其并发症等)，吸氧、呼吸器治疗，甚至进入门诊和住院环境引起呼吸道交叉感染(上感、肺结核、支原体等)，接触高免疫状态的医护人员引起罕见高危型交叉感染(甚至感染亲属。如:爆发型萎缩性肝坏死、伤寒、耐药结核病、麻风病等)等等。
总之，医院和医生就应该像西方人警惕*府和*客一样，不可稍有松懈。(因为二者都处于信息或权力不对称的极端优势地位和极端易腐状态。)
药物性医源病
“是药三分*”应改做:凡药皆为*，凡苦皆有害。(此乃生物味觉之定则，即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任何物种必须将对自身不利的东西感受为苦涩不适的样态，而将富有营养和能量的东西品尝为香甜的滋味，否则该物种必遭淘汰。
故此，一切苦药皆为*药，一切*药皆应排斥。现在人们把药物当做日常用品，甚至说什么“良药苦口”之类的昏话，足见文明的荒诞，业已把人类这种生物扭曲到了何等不识好歹、不知死活的地步。
医药学上和临床上通常把“药物*性作用”称为“副作用”，其实是在缓和并掩盖问题的真相。)?
关键在于，它们的“正作用”到底有多大，甚至是否有必要。[例如:降脂药物“吉非罗齐”，有明确的致癌危险，肝胆损伤，并致胎儿死亡，可见其*性之烈;而血脂增高，原属机体正常代谢的阶段性能源调动机制，老来即使有一定危害也须历经数十年时间才会显现，届时早该寿终正寝，何必提前吞药自裁。再如所谓的“抗病*药”，如果真能抗病*，人体所有大分子结构不免全部受累，就像目前泛滥成灾的抗菌素必然伤及人体所有细胞结构一样。]
链霉素、庆大霉素等引发听力障碍和内耳损伤，红霉素引起肝损伤，氯霉素引起造血系统损伤，四环霉素引起氟牙和钙沉积障碍等。
问题在于，今日改换的同类新药的其未知副作用可能更上一层楼。
从抗菌素的作用原理看它对人体细胞的全面损害。如质膜*害，即抗菌素一般作用于细菌胞膜，深则累及膜质细胞器。单细胞生物是一切后生生物的鼻祖，人体即由亿万单细胞组成，故而使用抗菌素对有机体的隐形损害程度目前无法估量，但你此后之患病，未必没有它的因素。
再者，使用各类抗菌素相当于进行耐药菌株的快速人工选择，结果形成人与细菌的恶性“*备竞赛”，由于细菌的裂殖周期最短只有20分钟，其变异频率或突变累积速率比人体高得太多,因此,放在一个长远时间段上考量，人类最终必输无疑。
许多疾病完全是药物中*的后果，或已明确是药物治疗的并发症。[例如:亚急性脊髓视神经病(SMON)与氯碘羟喹类药物有关;胎儿畸形与丙咪嗪、性激素、抗肿瘤药以及苯妥英钠、奎宁、安定等常用药有关;麻醉药易致神经系统或脑组织损伤;抗凝药易致眼底出血、内脏出血或脑出血等;扩血管药和利尿剂会引起钠水潴留和电解质平衡紊乱，且最终导致降压无效;所有药物均不同程度地引起肝损坏、肾脏负荷加重以及其他多器官、多系统的显性或隐性损伤等等。]
许多药物会完全破坏人体局部组织结构及其生理功能。[例如:激素对靶器官的反馈性抑制。“替代疗法”不可轻用，如胰岛素造成胰岛组织萎缩(尽量不用)，乱用睾酮造成睾丸功能完全萎靡废弛(小心壮阳药)。
再如氛甲酰胆碱对心肌传导组织的不可逆损伤、布洛芬对胃肠道粘膜细胞的溃疡型破坏、木通对肾脏器官的衰竭性*杀等等。]
但现在的医生正倾向于用“药物的海洋”来淹死你。(目前“大处方”满天飞，它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安慰剂，而是典型的*害剂;再说安慰剂也伤人，因为现在临床上根本找不见纯粹用淀粉或蒸馏水制备的安慰剂，而是用不相干的化学药剂充当安慰剂。)
早在19世纪后半叶，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9-)就曾用这样幽默的警句告诚世人:“如果所有药物都被抛入大海，那么，这对人类是一大幸事，但对鱼类却是一大灾难。”?
介入性医源病
先谈“排异反应”，再谈“免疫抑制疗法”。(生物有机体对任何侵入性异己要素必须建立识别和排斥功能，否则它连一天也活不下去，这就是所谓的“机体免疫系统”。
介入性治疗就是明晃晃地将外物插进或置于体内，其损害性不言而喻。
更麻烦的是，机体免疫系统必然对异物产生持续性排斥反应，从而造成局部或全身性病理过程，也逼迫医疗上不得不对免疫系统采取压制措施，结果不免造成更坏的后果。
前述之“冠状动脉支架”即为一例，此所以病人术后必须终身服用强效降脂与抗凝药物，最终还逃不掉再堵塞的厄运。)
一般来说，这种做法大多属于万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应急手段，若能严格把握适用指征，尚可视为是患者得以苟延残喘之福音。
但问题是，它的成本、伤痛和后延性损害不可轻觑。(须知这类治疗带来的损伤和痛苦有时比疾病本身还要严重;更甚者，倘若不能严格把握适用指征，或以医方的利益考量为导向，则其简直无异于谋财害命。)
所有创伤性外科手术亦可视为“短阵介入”(从紧张焦虑开始,麻醉、创伤、感染，抗感染治疗，并发症和后遗症等，一般需要长期恢复，大多造成轻重不等的远期损伤。）
妇女遘孕、带环、人工流产等。
(带环:痛经、出血过多、性激素分泌紊乱及性周期紊乱、盆腔炎症反应等;
人流再加上两项:子宫创伤和未来受精卵着床障碍;
当然药物避孕也不美妙:性激素扰乱、累积性药*、肝肾损害、肥胖，甚至致癌等。
但现代人已经养不起多个孩子，或者受不了现代养孩子的繁琐与烦难，如何敢不在避孕上有所措施呢。)?
假性器官植入。[如:心瓣膜(易生血栓，须再加上抗血栓治疗);矫形材料置入、齿槽骨植牙手术、关节腔人工材料置换(均有可能涉及后期排异反应问题)等等。]
器官置换。(肝、肾、心等器官移植:配型难、创伤大，必须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不良后果是，癌症和感染性炎症的发病概率大增，从而引发一系列没完没了的延续性折腾和损害。)
内置化用药。(即药物内置缓释介入。目前方兴未艾，深层弊端一如前述，范围扩大后更多的远期问题有待观察。)
透析疗法。(肾衰或血液中*用，交叉感染和输血反应长期化。)?
此外，各种器械诊治手段也会造成多种损伤。(如各种内窥镜、各种长期引流管、骨钉、钢板托架、心脏起搏器等等。从近处看，它们给病人带来一定效益。)
之所以把介入疗法也列为一个专类，是由于它正在快速发展，大有逐步成为正常人加强某种生理作用或器官功能的常规举措之势。(譬如目前已经流行的美容矫形(如乳胶问题);以及目前正在热议的芯片置入等。从长远看，它将给人类带来严重祸患。)?
失误性医源病?
前面所提“正当性医源病”，现在来看另一类情况。首先是自觉或不自觉的“过度医疗”问题。(儿童割包皮、孕妇剖宫产，小病大治、大病乱治、无病药养、有病药死等等。)?
同一个不良文明处境，足以造成种种不同的症状，然后医生根据不同症状将其区划为他们都记不住名字的种种疾病，分而治之,以*攻*，结果造成*上加*，病上加病。(也因此，误诊误治在所难免。)
例如:仅“慢性微热”一项，“鉴别诊断”就涉及隐性感染，结核病，风湿病、类风湿等结缔组织病，血液病，恶性肿瘤等。
再如，“浮肿”可能是心脏病、肾病、肝病、内分泌失调、血管神经性水肿等。
许多疾病的早期症状与感冒无异，如出血热、心肌炎、血液病、艾滋病等。(这是文明病系统化或大爆发的必然结果，也怪不得医生。）
另一类“医疗失误”看似纯属“医疗事故”，其实也与医疗工作过度复杂和过度紧张有关，是人谁都会出错的。
例如:手术器具或敷料遗留缝合，摘除正常器官，拿错药或用错药，病情耽搁等等。(官司上升是必然趋势，造成“防御性诊治”，费用进一步增加，社会危害进一步加重。）
真正的麻烦在于:
(1)一般所谓的正确医疗过程，其本身就存在着某种系统性偏差;
(2)整个社会结构及其工商业系统，都在有意无意地支持或强化这种偏差;
(3)医药工作者、生产者和销售者出于自身利益，都合乎情理地倾向于故意夸大和利用这种偏差。
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也是这个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的原因。
“医源性疾病”前瞻
文明化的发展势不可当，医疗复杂化与技术苛性化的发展也将势不可当，所以，不待说，“医源性疾病”纵深化和扩大化的前景势在必行。(具体到每一类病变上会怎么样，以及还会制造出什么千奇百怪的麻烦，现在都只能有所预感，却无法想象其细节。但通常，某种趋势最终所带出的后果，总比人们预先的想象要宏伟壮观得多。）
未来的纵深发展，还会导出另外两类前所未见的大问题。
一是“社会反作用”问题(道德或道统维系力问题);
二是“自然反作用”问题(人为变革人种问题);
而且二者互相影响，恶性循环。
前者仅以“孕期性别鉴定”以及“亲子鉴定”为例。(性别失衡、性犯罪增加、性行为失常以及传统家庭结构进步动摇，这是眼下已见端倪的例证。若引入随后下项问题，则必致社会形势大激荡。)
后者仅以“基因疗法”“克隆技术”和“生物芯片”为例。
(a.“基因疗法”涉及基因组合紊乱的远期效应问题;
b.“克隆技术”必从器官克隆、宠物克隆发展到人体克隆，而越复杂的克隆对象越容易出现克隆失准或克隆突变问题;
c.“生物芯片”涉及人造智能和人造体能的重大后果，它将使所有“自然人”直接变成“后天智障人”和“无伤残疾人”。)?
总之，按照目前的思路和做法，一切“改善性”的初衷最终都不免演变为“恶性化”的后果。(就像科技发展史在其他各个领域所证明的那样。实际上，有史以来，人类行为的总体后果从未与其事先之企图或期望相吻合，可这丝毫也不妨碍人们照样有所企图，有所期待，还有更夸张的行为，以及更荒诞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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