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件套青铜器展现长江流域发达的青铜文明 [复制链接]

“长江万里青——长江流域青铜器精品展”6月11日在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开幕。来自全国十余家文博单位、长江流域商周时期重要遗址的典型青铜器件（套）被集中展示，由点及面表现长江流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与独特的艺术审美，证明长江流域和*河流域一样同为中国文明的起源。

“夙兴夜寐，耕耘树艺，手足胼胝，以养其身”，商周时期劳动人民精耕细作，统治者亦亲自参与“观耤”仪式，支持农业生产。“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记录了当时的硝烟四起，战火弥漫。时移世易，考古发现的这些青铜农具和兵器使我们得以一窥长江流域朝耕暮耘和刀光剑影的商周残影。

商周时期，已发展到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阶段，农具也进一步完善。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了53件青铜农业生产工具，兼具起土、耕作、收割等功能在内的整套青铜农具，构建了南方稻作农业的生产体系，也是长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农具（图1）。这些农具中，部分有明显的使用痕迹；还有一部分有比较华丽的纹饰，出土时器身还有丝织品的残迹，推测应该是比较贵重的礼仪用具。

长江流域出土了种类丰富、数量繁多的商周时期青铜兵器。这些青铜兵器，部分造型奇特，功用突出，在战争中具有极高实用价值，也体现了先民们巧夺天工的技艺。

菱格纹铜剑（图2），战国，荆州博物馆藏。出土于荆州江陵砖瓦厂M。吴越地区喜将暗纹刻于兵器上，剑的圆茎也具有强烈的吴越文化因素，这种装饰方式最早见于西周，春秋晚期已盛行于吴越地区。在楚地发现吴越式兵器，除了战争，还有*治联姻、使者交流和工匠流动等原因。这把出土于荆州的宝剑，剑身饰有错金双线菱形格纹饰，剑格镶嵌绿松石，装饰风格类似越王勾践剑。

智慧的先民，以铜为载体，将生活习俗与传统融入其中，别具匠心创造出特色鲜明的铜器，并将其广泛应用于宴饮生活中。商周时期，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形成了十分丰富的宴饮习俗，铜器组合器类多样，常见有炊器、食器、酒器等几大类。

商周时期，宴飨是长江流域贵族社会生活重要的礼仪活动之一，青铜饮食器具不仅具备实用功能，作为重要礼器，承载着*治、礼仪、文化、信仰等多重精神内涵。

卧虎耳青铜方鼎（图3），商代，江西省博物馆藏。出土于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体态优美，铸工精、纹饰美，同时期的虎耳鼎国内仅有几件。斜折沿、方唇，口沿之上立微外侈的圆拱形外槽式立耳，槽内有一道凸弦纹状加强筋，耳上各卧一虎，腹呈仰斗状，平底；柱足中空，与腹部相通，上粗下细，近足根处微鼓。鼎腹外壁除中间部位素面外，两侧边和下部饰排状乳钉纹，两侧边各饰一组兽面纹。

长江流域饮酒之风盛行，出土过大量铜酒器，主要分为盛酒器、饮酒器，其中盛酒器较多，饮酒器相对较少，在长江流域的地方性器物中，始终少见中原铜器中基本的觚、爵、斝饮器组合。尊、卣、罍等在中原铜器组合中不占重要地位的器类，广泛流行于长江流域，并发展成突出的地方性特色。

铜尊（图4），商代，湖南省博物馆藏。出土于湖南省衡阳市霞流镇。圆形，敞口，束颈，腹下垂，圈足。颈部和圈足饰分割成三角形的几何纹，腹部饰蛇纹，每一组纹饰的边缘有鳄鱼纹饰。口沿装饰一周首突起、身尾卧伏于器壁上的蛇纹，多做两头相对，其中一处三头相对。

长江流域商周时期青铜器以其独特夺目的艺术造型，与其他地区的文化面貌有着显著区别。一方面受到自然环境与文化传承的影响，另一方面则与当地的精神信仰息息相关。环境因素造就的原始自然信仰，形成了长江流域特有的审美观念，带来了有别于中原的祭祀礼仪和祭祀用器，而为祭祀、*事等大型活动制作的乐器也鸣奏出娱神娱人的华章。

三星堆遗址的青铜雕像群是一批受人顶礼膜拜的偶像，既象征着天神、地祇、祖先神等，也代表着国王及巫师一类世俗领袖或精神领袖，表现出古蜀国人神合一、*教合一的社会形态。

铜人面具（图5），商代，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这件铜人面具出土于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面呈方形，大眼突出，呈三角形，粗横眉，眉间额部有一个方孔，眉梢末端各有一个长方形穿孔，蒜头鼻，阔口，长耳，耳廓中空，耳垂各有一个圆孔，面具后缘下转角处各有一个方穿，眉部及眼眶用黑彩描绘，左后侧和左额有砸击痕迹。

青铜时代的乐器是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在宗教祭祀、*队作战、聚会宴享等仪式活动中使用。长江流域出土了不少商周青铜乐器，常见铜铙、铜镈、甬钟、铜铃、鼓等器类，在仪式中共同鸣奏出动人的乐章。其中铜铙、甬钟和铜镈可能是起源于长江流域的乐器。

蛙纹铜铙（图6），商代，长沙博物馆藏。出土于湖南省浏阳市柏嘉镇。甬呈圆管状，与钲腔相通，中部起旋，钲主纹为弧形凸起的粗线条组成的兽面纹，兽面两眼为浮雕的青蛙，鼓、钲边缘及甬部填饰云纹。湖南地区出土铜铙数量众多，或许说明铙在长江流域不仅作为乐器使用，还具有礼器的礼仪性功能。（作者：蓝天）

编辑：杨亚鹏

审核：冯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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